「勇敢空間」： 在達特茅斯安全成長，勇敢踏出舒適圈（二）
「勇敢空間」： 在達特茅斯安全成長，勇敢踏出舒適圈（二）
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
一個多星期後，哈瑪斯襲擊以色列，隨後發生的事件成為爭論焦點。支持Beilock的人指出，這幾年學校一直支持埃及前外交官兼小說家Ezzedine C. Fishere與以色列學者Bernard Avishai聯合主持關於巴以衝突的研討會，Avishai甚至在《紐約客》中稱之為「小型學術和平進程」。在襲擊事件後，他們也幾乎立刻舉辦（10月10日）了兩場全校性研討會，不僅參與人數眾多，創造了Beilock所追求的「勇敢空間」，也為達特茅斯的回應奠定了基調。
鮮少有頂尖學府能做到這一點。Beilock表示：「我與其他校長討論過，但他們未必可以讓教職員執行這種事」。因此，她贏得媒體讚譽，《60分鐘》節目更前來校園採訪。Fishere在節目中說：「達特茅斯的做法比暴力抗議或其他任何舉動都更有價值」。
然而，反對Beilock的人並不同意這種看法，他們認為這兩場研討是壓制抗議的手段，而非促進對話（有些左翼人士傾向將「文明對話」視為壓制民怨、轉移情感焦點的手段）的可能。來自亞特蘭大的埃及裔美國學生，也是《達特茅斯報》意見版編輯David Adkins告訴記者，校方從未專門為阿拉伯裔或穆斯林學生辦理悲痛哀悼活動：「我覺得校方很明顯在控制抗議，偏向所謂的『學術化』回應（研討會），而不是情感性的哀悼或聲援（抗議活動）」。質疑者甚至認為，Beilock受益於達特茅斯學院規模小、地理位置偏遠，以及原本就相對保守的特點。他們認為，她唯一的成就就是將這些因素轉化為優勢，納入她想要傳達的敘事中。
近年來，達特茅斯確實展現了顯著的進步，甚至培養出幾位傑出的激進組織者。然而校內進步分子對Beilock的回應不感興趣，而是試圖挑戰她在校園內營造和平氛圍的努力。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，接著以色列進行強烈反擊，10月19日，學生們在校內 Parkhurst Hall 草坪靜坐抗議。這場抗議活動是全美大學校園內支持巴勒斯坦運動的一部分，許多學校也爆發了類似示威，一些學生批評Beilock「支持在加薩走廊發生的種族滅絕」，另一些學生則要求學校從支持以色列的公司撤資。10月27日，大一新生Kevin Engel和大三學生Roan Wade在草坪現場搭起帳篷，帳篷上懸掛著巴勒斯坦國旗，以及諷刺Beilock的標語：「所謂勇敢的空間」。
當晚，Engel和Wade向校長辦公室提交了由當地進步組織（Sunrise Movement）草擬的「達特茅斯新主張」（Dartmouth New Deal），要求提高最低工資、資助在地社區之公共運輸、對美國原住民學生支付賠償等。這份文件同時暗示若不滿足這些要求，可能會有「實體行動」介入。結果，Beilock 指揮校園保安和漢諾威警局人員直接出動，逮捕Engel 和 Wade後不僅以「非法入侵」罪名起訴，並且拒絕撤銷指控，且堅持對2名學生進行審判。
此舉震驚許多人，並造成真實的寒蟬效應。達特茅斯大學研究生兼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人士 Chris Helali 在2024年春季審判開始時向當地報紙《山谷新聞》（Valley News）專欄作家 Jim Kenyon 表示：「學生們心知肚明，只要他們搭起帳篷，漢諾威警方就會立即到場」。
這就是整件事情的重點所在，儘管這次行動看似輕微，但逮捕 Wade 和 Engel 卻表達了「校園零容忍」的基調，這也是達特茅斯有別於其他學校的地方，因為有些學校行政人員並未限制學生對 10 月 7 日的事件做出反應。
Beilock 強調，她的行動旨在維護校園和平。她表示：「我致力避免在其他校園中發生的仇恨和暴力事件。然而，這種承諾需要一定程度的官方介入。」當我去拜訪她時，《達特茅斯報》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揭露校方突然開始嚴格執行不准懸掛旗幟的規定。這項規定似乎原本隱藏在學生手冊中，且過去2百50年來從未被認真執行過，但這種情況在3月份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。校方安全人員進入學生宿舍（有時甚至在學生不在場的情況下），強制移除掛在窗戶上的各種旗幟，包括巴勒斯坦、以色列以及 LGBTQ 的旗幟。Beilock 沒有道歉，她說：「我正在努力經營一所學術優秀的學校」，她似乎暗示著搭設帳篷和懸掛挑釁性旗幟，是學術優秀的學校不該做的事。
Beilock 的聲望如日中天，除了在政治圈內備受推崇之外，她果斷恢復 SAT 作為入學標準的決定，更為她贏得了喝采。這項考試在疫情期間曾被擱置，雖然麻省理工學院率先恢復採用SAT做為入學標準，但 Beilock 是常春藤盟校中第一位這麼做的校長。深夜脫口秀名嘴 Bill Maher 特地送了 Beilock 一對金光閃閃的「勇氣球」表示敬意；《紐約時報》的專欄作家 John McWhorter 更提名 Beilock 為「2024 年的反種族主義者」。
2024年3月，已故時代華納電信公司（Time Warner Cable）執行長 Glenn Britt捐出高達1億5,000萬美元的遺產作為母校助學金，讓家庭收入在12萬5,000美元以下的學生都能免費入學，這正是對 Beilock 能力的最大肯定。幾個星期後，Beilock 在林肯中心舉辦了一場晚宴，並在宴會中宣佈 Vornado Realty Trust 創辦人 Steven Roth 及其妻子 Daryl（很有影響力的百老匯製片人）將慷慨捐贈 2,500 萬美元支持達特茅斯用於藝術相關事務。
就在Beilock為4月17日林肯中心晚宴做準備之際，哥倫比亞大學校長Shafik正在國會就反猶太主義問題作證。她的發言雖無特別爭議，巧妙地平衡了譴責反猶太主義與捍衛抗議及言論自由，但這番表現似乎只是安撫了政商界和媒體精英，反而激怒了校園活動人士，他們在校內巴特勒草坪上搭建起喧囂的營地。Shafik在國會山暫時化解危機後回到學校，卻發現局勢更加緊張。
儘管4月下旬，抗議紮營席捲全美，達特茅斯依然風平浪靜。《山谷新聞》（Valley News）專欄作家Kenyon在4月29日寫道：「從波士頓到洛杉磯，各大學紛紛陷入紮營和示威的風暴中，唯獨達特茅斯仍是一片寧靜」。然而，兩天後，5月1日晚間，數百名學生聚集在校園綠地上，高喊支持巴勒斯坦的口號，準備紮營，達特茅斯寧靜的草坪結束了。
接下來的事情明快清楚毫無爭議：Beilock立刻報警，如同10月一樣，警方隨即趕來清除抗議營地。當晚被捕的人包括《達特茅斯報》的兩名記者，以及歷史教授 Annelise Orleck，Orleck遭當地警察粗暴對待的畫面被拍下，成為當晚唯一流出的影片。Orleck是布魯克林猶太人，在達特茅斯任教逾30年，她對《泰晤士報》表示：「長久以來，達特茅斯的學生和教職員從沒有像今天這麼激進」。而埃及裔美國學生兼編輯Adkins則寫道：「學校今晚對學生、新聞界和教職員的恐嚇行為令人髮指。如果達特茅斯昨天還在沉睡，今天已經徹底醒來了」。
第二天早上，Beilock 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學生與教職員：「選擇以這種方式參與抗議，必須接受行動會帶來後果」。她還回應了他們要求中斷與以色列有業務往來的公司的呼籲，說明「捐贈基金不是政治工具」。
她在白羊思想節中說，達特茅斯是「另類的常春藤」。猶太人被勸迴避像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這樣的學校，在那裡他們曾經受到配額的限制，後來又受到張開雙臂的歡迎，但現在又被拋棄了。那不是達特茅斯。在大學的綠茵場上，不會有人阻止學生檢查他們是否是猶太復國主義者。
儘管她受到文理學院的譴責，Beilock 仍獲得許多教職員與校友的大力支持，達特茅斯與普林斯頓的校友被認為是名校中最忠實的。經濟學家 Blanchflower 說：「我和校董談過很多，他們覺得她在保護我們的價值，我們不需要這種混亂」。
在國會山作證而失去工作的長春藤校長發現，政治動力也在起作用。如果共和黨大勝，或是川普在11月勝出，並任命具有保守意識形態的人擔任教育部長時，這些精英學校可能會陷入困境。
哈佛大學似乎正認真地面對這個危機，校方最近宣佈將不會在與校園無直接關係的問題上表態採。但哈佛和其他院校要想擺脫這個陷阱，可能為時已晚，畢竟他們的政治色彩鮮明。
相反的，Beilock 擁有足夠的捐贈者、信託人和校友的支持，以繼續她的「勇敢空間」實驗，但她犧牲了她最初在校園建立起的好感，部分學生和教職員對她的心理健康計畫、勇敢空間的願景，慢慢加深了懷疑。
5月23日，達特茅斯舉行了 「社區日」，並在當天提供玉米捲餅。然而，對校園裡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來說，回到心理健康這個議題彷彿是十月壓制的重演：當時使用「文明對話」；現在則踏上「連結與社區的建設之旅」。
有些人認為這是試圖抹黑他們對加薩走廊的關切和對以色列的訴求，甚至是將他們描繪成對社會不滿的人。一年級新生 Aina Nadeem 在寫給《The Dartmouth》的信中指出：「在「社區日」日程表上的第一個活動是「平息日常焦慮」的網路研討會。但現在唯一能夠「平息我的焦慮」，就是永久且立即停火，結束加薩走廊的種族滅絕」。
無論批評者如何質疑，Beilock 的領導仍在穩步推進。她以堅定的信念，致力於將達特茅斯打造成一個平衡傳統與創新的學術重鎮，並在挑戰中不斷前行。
撰稿人/譯稿人：Alexander Nazaryan/蕭嫣
資料來源：New York Intelligencer, 2024年10月6日
A Different Kind of Ivy: Dartmouth president Sian Leah Beilock came in with fresh ideas about college life.